我在毕马威门前丢了德勤,借USCPA之手捡回一个安

  江湖上有个传闻——
 
  “我进四大干三年,然后跳槽。”
 
  为什么是三年?
 
  为什么要跳槽?
 
  根据四大的晋升制度,一般在第三年和第五年会遇到比较大的挑战。
 
  第三年,你将从当初的“小朋友”成为一个senior——某个审计项目小队的队长。
 
  这是从一个doer到reviewer的转变。
 
  不上不下的尴尬处境,来自经理、客户和新人小朋友的三方压力。
 
  突然想起三年来无数个加班的深夜,厚厚一沓的机票车票,体检报告上加加减减的符号,根本没什么时间看的CPA教材......
 
 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,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也许只是轻描淡写的一句得罪。
 
  『世界那么大,何必在审计这一棵树上吊死。』
 
  走之前,我跟同事如是说。
 
  揣着最后的annual bonus,我跟磨练了三年的“弼马温”说了再见。
 
  嗯,弼马温。
 
  第一次知道四大的时候,我把毕马威记成弼马温。
 
  大概财会专业的学生都在大学里对四大有过憧憬,像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殿堂。
 
  彼时,我时刻留意着四大的暑期实习项目,就连与高顿合作的一些参观活动也不放过,一心想离这殿堂近一点,再近一点。
 
  当时的我也没有特别的偏爱,四家的秋招都投了一遍,不愿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机会。
 
  经过一轮轮的笔试、群面、经理面、Par面,来自德勤和毕马威的两封offer总算平息了我在简历关就被PWC刷掉的不甘。
 
  那时候,手里握着这两封offer就像心里装着天下一样。
 
  满满的,得意和骄傲都在不自觉地往外溢。
 
  飘飘然之后,又陷入了两难境地。
 
  只能二选一的局面,我却因为一个有趣的名字任性地选择了K记。
 
  有一次去一家马场盘点马匹,还跟同事笑说,这回真成了那“弼马温”的孙猴子。
 
  一个跟斗,就翻越了三年。
 
  结结实实地休息了一个月,飞往美国的航班准时起飞了。
 
  目的地,是南加州大学。
 
  辞职去读书,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。
 
  如果说当初一腔热血的我将四大奉为神祉,那么如今早已经浇熄得差不多了。
 
  并不是说四大不好,若是没有这些年东奔西跑的经历,也就不会有现在这个下定决心的我,那个受人崇拜的地方是真真切切教会了我很多的。
 
  即便是最初那个每天跑银行收发询证函的“小朋友”,也依然心怀感激。
 
  终于站在美国这片土地上的时候,迷茫而期待。
 
  从干练的职场重新回到严肃的教室,的确适应了一段时间。
 
  金融工程的课业也不是那么好应付,时常有一种开启第二人生的错觉。
 
  借着时间地点的方便,我重新捡起了CPA的教材,只是这一回,是美国的CPA。
 
  我不是学霸,也不爱向高难度挑战,对时常犯懒的我来说,有一张能够“横行国际”的高端证书就足矣。
 
  证不在多,有“金”则灵。
 
  比之工作,读起书来时间也是飞快,即将面临第二次毕业的我,终于明白,大概四大是我的劫。
 
  在导师的推荐和USCPA的加持效果下,我也算经历重重厮杀,顺利拿到了安永纽约所咨询部门的offer。
 
  犹记得,par面时问我:为什么你在中国KPMG工作时,没有考出中国的CPA呢?
 
  我只淡淡回答:太难了,而且,在美国,USCPA更有用不是么。
 
  兜兜转转,终究逃不过这四大。
 
  只是,从国内到美国,从K记到E记,从审计到咨询,飞越了一个太平洋的距离。
 
  现在的生活依旧忙忙碌碌,但是似乎有什么不一样了。
 
  只是至今仍然有个问题梗在心头——
 
  到底是为啥,始终入不了普华永道的眼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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